上課外班，對于當前中國的學生來說根本不是什么新鮮話題。早在4年前，中國教育學會發布的《中國輔導教育行業及輔導機構教師現狀調查報告》就披露，我國中小學課外輔導行業的市場規模已經超過8000億元，參加學生規模超過1.37億。

當把這些數據具體到14歲的北京初三學生曉婧身上時，她的狀態是：“從上小學六年級開始，我沒有度過一個沒有課外班的周末和寒暑假”“我上過的課有很多種，有線下班課、線上班課、線下一對三、線下一對一、線上一對一”“今年由于疫情家里格外開恩，只給我報了英語和物理兩科，而且課程都是線上的”“我不算累的，我的幾個朋友更忙些，整個暑假都沒有見過面，都有課外班，能把時間湊在一起很難”……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在中學生群體特別是城市中學生群體中，曉婧的課外班負擔并不算很重，不少曉婧同學們的“標配”，至少是“語數外”三門主科。

普遍并不意味著正常。這么多的課外班是否會影響中學生的課內學習?中學生能否擺脫被眾多課外班“加身”的命運?記者帶著這些問題進行了深入的采訪。

“賣萌+賣藝+紅包”疊加起來的刺激，有幾個中學生能抵抗?

按理說，對正在青春期、叛逆期的中學生來說，強迫他們做自己不喜歡的事并不容易。那么，他們對繁重的課外培訓負擔不反感嗎?

“我還挺喜歡課外班的老師的。”與曉婧同為新初三學生的付山說。

記者采訪付山時，正趕上他暑期的最后一節網課。因為有結業式，主講老師留出了20分鐘的時間，結業式已經開始了，屏幕上是正在給學生們演唱日語歌的代班班主任。

記者跟著付山一起聽了一會兒，并不怎么好聽。不過，在濾鏡下的老師穿著雪白的裙子，抹著鮮艷的口紅，時不時做出萌萌的表情，給人的第一感覺是醒目、新鮮、可愛。當唱錯時，老師會馬上說：“哎呀!真不好意思，老師這里唱錯啦，老師給你們重新唱這句。”

付山看得聚精會神、聽得津津有味，時不時露出開心的笑容。

這種“賣萌”+“賣藝”的模式并不只有付山喜歡，在討論區里，天南海北的學生們有的給老師打出“666”，有的打出“可愛的小姐姐”，更多的人送出一朵又一朵玫瑰花，總之各種評論“刷刷刷”飛快地在屏幕上“跑”著……

“雖然一次課得有兩個小時，但是時間過得也挺快的，熱鬧。”付山說，尤其是疫情期間，所有的課外班都搬到了線上，雖然少了線下上課時的真實感，但是，老師不會被學生隨便接下茬兒、有同學聽不懂、有人遲到等事情打斷，每次線上上課時都能感受到老師的精心設計。

不過，真正吸引付山兩個小時一直坐在電腦前的是不斷出現的刺激：上課前，老師會要求學生們提前進“教室”，老師會用這段時間帶著學生們復習上節課的內容，為了吸引學生，老師會在微信群里發個“暗號”——可能是一串數字，也可能是某個詞語，老師在復習的過程中突然提出“開始對暗號”，在評論區寫出正確暗號的同學，就能得到老師送出的學分“紅包”。這個“對暗號”的過程會在整個課程期間出現幾次，而帶著不同學分的“紅包”則會貫穿于上課的整個過程中，回答問題、做練習、各種互動，都能得到學分“紅包”。

付山指著桌上、書架上凌亂擺放的幾個小文具、筆記本說：“這些都是用攢起來的學分換的。”

這些小物品能吸引中學生嗎?

記者在采訪青少年游戲成癮問題時，不少專家解釋，很多游戲在設計時便有一種即時反饋機制，正是這種機制的存在會讓人在不知不覺中欲罷不能。

而現在的課外培訓班也充分利用了這種機制，吸引中學生的并不是那幾個學分，而是這種適時出現“游戲中”的感覺。

“紅包”也不只是學分。有時，比如，在招生的關鍵時刻，培訓班老師會在微信群里發幾個真紅包，或者因學生取得好成績，老師也會發個真紅包鼓勵一下。

再加上時不時出現女老師賣萌，男老師耍酷，刺激的頻度和強度如此之高，中學生們怎能不就范?

“都是我們這些學校老師給不了的。”北京市海淀區一所中學的校長說，學校老師上課的時候不會給學生這么多“刺激”，因為，“老師的目的不僅是教學生知識，還要讓學生學會情感的交流、學會人與人之間的正確溝通方式，而這些都不是馬上能看到結果的”。

不過，中學生的喜歡也不完全都是因為刺激。

曉婧告訴記者，她非常喜歡課外班教物理的大勇老師，“疫情期間所有的課都是網課，學校的物理老師也是上網絡直播課，但是我每次上課都會覺得困，使勁兒聽也聽不懂，45分鐘的課總是昏昏欲睡。但是第一次上大勇老師的課，竟然一點兒沒犯困，兩個小時很快就過去了。雖然大勇老師也會發學分紅包，但是，他講得特別有意思，有時候我根本忘了領那些學分紅包。”曉婧說。

不是在培養你的孩子，就是在培養你孩子的對手?

無論中學生是被培訓班老師的真本領吸引還是被連環刺激吸引，課外培訓班首先要說服的是中學生的家長們。

有人說中國家長都是一群在劇場看戲的人，前排有人站了起來，后面的人為了看清楚也只能站起來，慢慢地，站起來的人越來越多，這就是所謂的“劇場效應”。

不過，對于不同的家長來說，選擇哪個時候“站起來”還是需要一個契機。

今年秋季開學，徐涵的兒子就要升入高中了。“幸好我堅持住了，要不然真不知道會在哪個學校報到。”徐涵說。

在眾多大城市家長中，徐涵是比較淡定的，除了籃球、羽毛球，小學6年，徐涵沒有給兒子報過其他的課外班。初中，兒子因為體育特長上了一所名校。

雖然上了初中，徐涵依舊延續著小學時的做法，除了督促兒子完成學校的作業，大部分時間都讓兒子在球場上度過。

最初的幾次考試，兒子成績并不理想，但是徐涵認為總要給孩子一個適應的過程，也就沒有提更高的要求。到了第一學期期末，兒子迎來了中學階段的第一次大考。這一次，兒子的成績不但沒有提高，還差得讓徐涵無法接受：“全年級一共400多個學生，我兒子排在380名。”

在一個“過來人”的指點下，徐涵來到了一個規模不大的培訓機構，這個機構的特點是，可以針對不同學校的教學特點，為學生提供個性化的培訓，一般三四個學生就能組成一個班。

問了徐涵一些大致情況后，培訓機構的老師說了這樣一句話：“家長您太大意了，您要知道課外班如果沒在培養您的孩子，那么就一定在培養您孩子的競爭對手。”

“這句話讓我恍然大悟。”徐涵說，尤其是當她看到兒子即將加入的那個小班的同學時，甚至一瞬間有了“五雷轟頂”的感覺。這個班加上徐涵兒子一共4個人，都來自同一所學校同一個年級，“其中兩個我知道，他們每天中午都會跟我兒子一起打籃球，常常聽兒子念叨他們，誰想到人家從學校出來后就來這里補課了。我真的體會到了老師所說的話：兒子的‘競爭對手’都已經在這里學了一個學期了!”

都說培訓機構最擅長用“雞湯”忽悠家長，不過，這“雞湯”也要合家長口味才行。

現在大城市的很多家長都有“通過學習改變命運”的奮斗史，這個過程讓他們知道競爭的滋味，也深深理解競爭的殘酷。當課外輔導班的老師把那句“雞湯”拋出來之后，立刻勾起了徐涵的回憶和斗志，“我并不期望兒子能有多大的成就，但是至少別低于我們現在已有的水準，不能再掉下去。”徐涵說。

很多家長跟徐涵抱有類似的想法，他們認為自己努力跨進的“門檻”，并不保證讓孩子“進入”，而是決定著孩子是不是被“排除”。

在高強度的補課后，徐涵的兒子成功地升入了所在名校的高中部。

在這場學生、家長、學校、校外培訓機構的較量中，誰是受益者?

一旦進入這個邏輯，就很難找到界限了：報多少班才能保證不“掉出來”呢?

付山這個暑假只有每周四一天是空閑的。暑假剛開始時，媽媽給他報了5科：語數英+物理、化學，暑假快結束的時候，同樣的課程又來了一套，“干嗎學兩次!我向媽媽抗議，她給我的回答是：知道我學了會忘，開學前再復習一下。”付山說。

不過這樣的結果對于培訓機構來說是好事。

“自從給孩子報課外班以來，我的一年就開始跟著培訓班的春季、暑期、秋季、寒假4個交錢季來劃分了。”徐涵說，課時費每個小時350元，一次兩個小時，一季大概15次課，僅一科就是1萬元，“一年4次，錢就這樣被培訓班收割完了”。

家長也心疼錢，所以，對孩子上課外班盯得格外緊。

北京市某中學校團委的一位老師介紹，有一次舉行校際間的籃球比賽，商量比賽時間的過程特別糾結，“只有下午5點以后是大家共同的空閑時間，但是卻是最不能安排比賽的時間，因為大多數孩子有課外班，根本湊不齊上場人數。”

在這場學生、家長、學校、校外培訓機構的教育較量中，學生失去了自由支配的時間，家長失去了金錢，學校也失去了原來在教育上的霸主地位……

有沒有受益者呢?(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家長、學生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