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走出文革的中國，不再將舊時的事物和習俗視為萬惡的舊社會殘余。在一片懷舊熱中，今天人們熟悉的「老北京」，迅速成為一個讓人著迷的話題。

從那時起，北京城的每一個區都編撰了自己的歷史，推出本區的名牌商業區和旅游名勝。

· 電影《邪不壓正》中的老北京布景

幾乎所有北京小吃都可以追溯到明清，還總是與宮廷、與皇帝結緣，不是嘉靖嘗過就是乾隆喜歡。關于「老北京」的文學和影視作品更是不斷涌現，并得益于首都和文化中心的地位，不斷向全國投射開去。

不過，這個「老北京」形象其實沒有那么遠，距今不過一百年左右。

被嫌棄的舊北京

自元大都建都北京，到1911年清朝滅亡，北京作為帝國首都已有七百余年。

皇權塑造了這座城市，南北八公里的中軸線貫穿全城，中軸線的制高點與正中心正落在大內的景山之上，俯瞰城市是皇家的視覺特權。

高大的城墻將所有皇家宮苑嚴密看護起來，普通居民被徹底隔離在外。在這些消費老北京小吃的平民眼中，紫禁城僅僅代表著幾座高墻而已，里面的東西與自己并不屬于同一個世界。

前門外的平民生活，最近也剛剛遭遇庚子戰亂，大量商鋪民宅被毀，以致二十多年后周作人在西四牌樓以南看到店鋪「丈許高的獨木招牌」時，會視之為「義和團以前的老店」而大感神往。

· 天安門前的八國聯軍

1912年，民國建立，皇城高壓下的帝都生活成為新時代精神的厭棄對象。

在民初的輿論中，北京的帝都氣息太過濃厚，老舊的城市管理和空間組織的系統不再能夠適應現代文明的需要。

在民國的第一年，《大自由報》提出，一個國家的首都需要有三個重要條件：方便的交通;寬闊整潔的道路;輝煌有序的建筑。而北京一個都沒有。

當時的北京，交通格局與今天差別極大。不但皇宮門前的廣場屬于禁地，造成東西長安街不能連通;而且兩街各自也僅從皇城墻到東西單，今天地鐵才一兩站地，再往前都是胡同區，強行走到頭也會被城墻擋住——后來的建國門和復興門，都是1930年代后期日本占領者在城墻上打開的豁口。

· 1901年天安門及其東側的長安右門

有巨大的皇城坐鎮中軸，北京的南北交通自然也不可能通透。行人只能以類似走環路的方式，在各級城墻、城門間來回繞行，而且到了正陽門這樣門洞狹窄、最近又新建了火車站的交通樞紐，更是會遭遇令人絕望的擁堵。

民國政治精英們迫切地想把這樣的北京變成現代化城市，巴黎、紐約、柏林和倫敦紛紛成為北京的榜樣。

1914年，新型市政機構——京都市政公所成立。市政方針在于促進城市的現代化轉型，將原來服務于帝王的北京城改造成服務于市民，滿足現代民主社會的要求。

一系列的破舊立新，隨之開始。

首當其沖的，是北京的城墻。高大巍峨的北京城墻曾是皇權的象征，在清朝，拆城墻多少算個禁忌，只有庚子年間的洋人敢做。但到了文明開化的民國，老舊的城墻自然靠邊站了。

1915年，一條環繞北京的鐵路修建完成。它連接西直門、德勝門、安定門、東直門、朝陽門和正陽門，于東便門接入京奉線。凡是這項工程所涉及的城門，其附帶的甕城不是被推倒，就是被鑿開新門，城門與箭樓之間的連接也因此而被破壞。

在這段鐵路工程最重要的前門火車站，市政公所雇用了德國建筑師羅斯格爾(Rothkegel)設計了一個西洋風格的車站，并按歐式風景規劃，配上西式裝飾性噴泉。于是在頹埤古老的城墻根，赫然出現了一座光鮮的西洋建筑。

在蒸汽機車的滾滾濃煙和隆隆轟鳴中，城墻和門樓迅速喪失了它們往昔的宏大和威嚴，被一座座扒開。在1930年代，最負盛名的「前三門」——崇文門、正陽門和宣武門——都不復完整。

鐵路從外部打開了古老的北京城，城市內部的改造也如火如荼。市政府最為重視的是城內街道。

當時，老北京的街道已經無法正常使用。大車壓過的馬路，兩邊凹陷，中間隆起，道路上沒有鋪設任何覆蓋物，松散土路在起風的時候揚塵三尺，在有雨的時候又泥濘不堪。

由于缺乏排污和垃圾回收系統，居民習慣在大街上隨處傾倒垃圾糞便，大街上又臟又臭，煤渣和修房留下的碎磚堆積如山，多年積累的垃圾甚至把街道墊得比房基還高。

首都街道的這種狀況，自然成了中國落后的象征和愛國人士的心病。

從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成立到1918年底，共新建、拓寬和修整了121條道路。到1949年，瀝青、混凝土和碎石路全長達到250多公里，是民國初期的5倍。

今天北京內城區的標志性街道，如長安街、南北池子和南北長街等，多是通過在皇城墻上開墻打洞的方式，在民國前幾年里開通的，市民從此得以自由穿行于東西南北城之間。1924年以后，政府又開始分段推倒內城的皇城墻，至日本占領時期完全拆毀。

這些曾經統治著北京交通的高墻，從此迅速湮滅在公共記憶中。1950年有市民投書討論北京城墻存廢問題時，竟用「古時尚有皇城墻一道」，來形容這些消亡不過二十幾年的重大地標。

民國初期，市政公所還掀起了一場公園開放運動，旨在構建西方城市中常見的公共空間。昔日京城中的皇家園林、廟宇被大量地整改成為供市民休閑娛樂的公園。

· 北京(北平)近代公園一覽表。來源：畢文靜《民國北京旅行指南研究(1912-1936)》

第一個開放的公園是社稷壇。清帝遜位后，社稷壇本來屬于清皇室的私有財產，但清室無力經營，就轉交給了政府，先命名為中央公園，十幾年后又因為國父停靈而改稱中山公園。

開放不久，這里成了老北京里最熱鬧的公園。當時有人描述園內的熱鬧景象：大學生夾著野雞，野雞夾著商人，商人夾著姨太太，再夾著老爺、教授，那樣一個循環長列的混雜不清。

京都市政公所的另一項雄心，是按照西方城市規劃創立新市區。為此不僅多次派員出國考察，高薪聘請外國顧問，還在《市政通告》上開辟專欄介紹先進的建筑規劃經驗和理念。

最后，新市區選址在南城的香廠，也稱為香廠新市區。在1915-1918年的建設中，香廠興修了十四條縱橫錯綜的馬路，建成約20座新建筑，進駐大量新式商店。

其中最有名的要數從上海來的大世界游藝場，由上海人劉寶賡出任總經理，仿照上海大世界游藝場而建。

1918年正月初一，大世界落成開業，它和北京飯店、六國飯店一樣，安裝了電梯，這是北京外城公共場所的首部電梯。開張的數日內，便發生了人多爭相擠坐電梯，將人踩踏致死的事件。

香廠新市區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整齊的建筑格局和西洋風格造型與內城的破舊形成了鮮明對比，恰好也是彼時的北京極力現代化，視傳統為障礙的寫照。

當時的北京市民還不知道，大規模的現代化改造即將隨著歷史變遷而告一段落，而他們正在迅速擺脫的舊北京，則會重新成為這座城市被引以為傲的主要內容。

· 香廠新市區

北平的危機

1928年，由市政資金驅動的現代化走向了終點。那一年，北伐勝利的國民政府將首都遷至南京，北京成了北平。

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的北平，對周圍地區再也沒有說一不二的至高權威。

1928年遷都之后，北平(當時叫京兆地方)原來下轄的24個縣有20個被劃歸河北，剩下的管制范圍僅達今天約南三環外、東五環一帶。歷史上第一次，北平不再掌控周邊的農業地區，而是成為了一個只擁有小面積郊區的城市。

為了挽回頹勢，北平市政府決定向河北要地，周邊凡是有價值的，比如有發電站的通縣，有煤炭的門頭溝，鐵路樞紐盧溝橋和豐臺，北邊有山可以發展旅游業的湯山，都在申請之例。結果被河北省毫不留情的直接駁回。

· 1928年的北平及其周邊郊區。來源：董玥《民國北京城》

不僅河北省政府不買帳，連通縣的農民都學會了討價還價。

為了防止發電站鍋爐爆炸，北京電車公司把自己的發電廠建在離北京有40里的通縣農村，等到快要建成時，村民才得知消息。村民們馬上聯合起來與電車公司對峙：電車公司的發電廠離北京40里，而離他們的村子只有3里。北京人害怕危險，通縣人就不怕嗎?

盡管爭端最終得以解決，但是開工推遲了幾個月。北京明顯已經不能再像帝制時期那樣能指望周邊地區的順從與配合。

而經濟和財政上的危機，更為要命。

幾個世紀以來，北京已習慣于帝都地位的特權。當北平還是首都時，中央政府每年在北京的花銷高達四千萬元，還不包括官員生活和外來者的花銷。由于能夠長期坐享國庫的直接供給，以至于幾乎沒有發展出自足的經濟。

北平的工業和交通都很薄弱，而且一直也沒有大的發展。

在一份1930年的工會調查中，列出的工廠只有一家電力公司、一家火柴廠、一家供水公司，以及一家剛剛增設的印刷廠，總雇工數約五千人。而包括電話、電報、鐵路和有軌電車在內的現代通訊和交通部門的雇員總數也不超過四千人。

雖然這座城市擁有百萬人口，受雇于現代工業的人卻寥寥無幾。遷都給北京的生計與前景都帶來了實質性的威脅。1931年的一份報道指出，在北平，從1928年7月到1929年6月，32.7%的工會成員處于失業狀態。

曾經頗具規模的金融業，也在國府南遷后徹底撲街，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總行先后南遷上海，一度因北洋政府發行債券而繁盛的北京證券交易所也徹底崩壞，1932年上半年的手續費收入僅為1677元，無法正常運行。

自救——打造旅游城市

1928年，曾視傳統元素為負擔，一心建設的「現代化城市」的北京，來了個180度大轉彎。

從這一年開始，這座城市漸漸獲得了「傳統中國文化中心」的身份。高大上的頭銜之下，是這座城市在歷史轉折中的窘迫處境：失去政治資源，自身又無獨立的經濟基礎，北平必須另辟蹊徑。

1928年，朱輝向北平市政府上呈了《建設北平意見書》，指出北平自遷都后政治資源全無，「市面蕭條，兼以富室離平他去，資金因以減少，雖歷浩劫，然昔日皇宮故院林立，珍品仍在」，提出要把北平建設為「國故之中心、學術、美術、藝術之中心、東方文化之表現中心、交通運輸中心、陸地實業之中心、觀光游覽之中心及國防之中心。」

1933年6月，袁良出任北平市政府的市長。上任之初，恰逢《塘沽協議》剛剛簽訂。

袁良設想，若將北平規劃建設成為旅游勝地，進而升級為受到國際社會的矚目東方最大的文化都市，一定程度可以遏止日本的蠶食圖謀。

袁良在任上編制市政建設三年計劃，即《北平市游覽區建設計劃》、《北平市溝渠建設計劃》、《北平市河道整理計劃》，這是官方編制北平城市計劃的開始。

計劃提出，要把北平「造成東方最大文化都市」，將北平正式定位成一個旅游城市。而其最大的旅游資源，就是以皇室宮苑為代表的文化古跡。

· 三項計劃建設費用比例表。在三大計劃中，旅游計劃是核心，從資金投入上看就可見一斑。來源：陳雙辰《古都之承——1928年～1949年北平城市規劃發展與古城保護的博弈》

計劃制訂后，市政府成立故都文物整理委員會，下設文物實施事務處，把整理文物建筑作為市政的中心工作，著手整理古建筑和名勝古跡，劃定古跡名勝的保管權，編擬計劃，分期實施各項修葺工程。

截至七七事變止，三年間，修復了天壇、香山碧云寺、西直門箭樓等數十處工程。之前受到冷落的古跡又被迅速保護起來，對內外城垣、天安門、天壇、頤和園等18 處古跡都明確管理關系，加強保護。

· 1934年9月北平各處名勝古跡的隸屬機關。來源：《二十世紀北京城市建設史料集·上》

與此同時，國內剛剛興起的旅游業也看上了物美價廉的北平。

1927年，中國旅行社正式成立后，其下屬的北平分社便與日本國際觀光局、英國通濟隆等建立了合作關系，相互承接國際間的旅行團隊。

1932年，中國旅行社在北平創辦旅行公司，配備專門的游覽汽車和行李卡車，組織各種形式的旅游團。中國旅行社在其主辦的《旅行雜志》上刊載介紹北平旅游景點和路線的各類文章。各類推介北平旅游的導游手冊也不斷涌現。

1931年9月，《旅行雜志》第5卷第9期上登出了一份中國旅行社北平分社制訂的《北平七日游程》，向游客推薦的是天壇、先農壇、鐘鼓樓、雍和宮、孔廟、國子監、頤和園、西山、故宮、中央公園、長城、景山、古觀象臺、小湯山及動物園。

而在《北平旅行指南》和《舊都景物略》中，北平的宮殿苑囿也被置于開篇的位置。它們是這座城市的精華，同時也被視為民族文化的象征，對北平城市形象的塑造至關重要。那些象征著這座城市輝煌的過去，同時被視為民族文化和國民精神之載體。

· 《北平旅行指南》是當時極受歡迎的一部旅行指南，《舊都文物略》則是北平政府組織出版的官方導游手冊。兩部書都將北平的名勝古跡置于首要和突出的地位。這一時期還出現了英文旅游指南，同樣聚焦于北平的過去

而北平「民族文化中心」形象的最終形成，自然離不開知識分子的參與。

北平雖然百業凋零，但眾多的大學卻供養著一大群拿著高薪的知識分子，原先服務達官顯貴的眾多服務業在供大于求的買方市場里只能主動降價，以招攬為數不多的主顧。

舉一個例證，來說明北平一般生活的低廉現象。就拿拉洋車的來說吧!在北平洋車的裝飾得特別講究，和南方私家的包車一樣，可是價錢卻特別便宜，在上海或南京至少要兩三毛錢車資的路程，在北平只要花二十枚或二十六枚(合大洋四分或五分)便夠了。而那班洋車夫，以這樣低廉的座價，一天所得，可以維持他一家的生活。

· 老北京的人力車是廉價服務業的代表，駱駝祥子也就是其中的一員

低廉的生活成本，緩慢的生活節奏，和周到的服務業在北平的生活舒適而又充滿優越感，這讓知識分子非常喜歡北京。

淪陷的「死城」

新知識分子們并不把自己當作北平人，他們觀察北平的視角與與旅游者十分相似，他們都認為北京的主要魅力在于那些自然歷史景點和景觀化的皇家園林，而不是當地人的生活。

對于北平的其他部分，比如頹靡的商業、陳舊的市民文化和差強人意的公共服務，知識分子們十分嫌棄。

徐志摩的看法頗能代表當時新派知識分子對北平的態度，他把北京(北平)稱作「死城」，還擬想了一位大學生與看墓老人的對話。學生問道：「那你愛不愛北京?」看墓人幾乎大笑：「這學生問的話多可樂!愛不愛北京?人窮了，人老了，有什么愛不愛的?」

到1930年代日本入侵的威脅下，批評北京的聲音才減弱了下來。當東北淪陷，北平成為前線后，輿論中的北京終于變成了全國的文化財富。

北京淪陷后，作為侵略者華北統治格局中的政治經濟中心，這座城市迎來了新一輪的現代化改造。自來水、電力供應暴增，遍布市區的各式墳地遭到清理。這些改造持續到抗戰結束和內戰結束后，老北京不太為現代人喜聞樂見的一面逐漸成為歷史。

· 民國時期北京主要停靈寺廟分布圖，轉自鞠熙《死亡觀念與城市空間——以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北京為例》

與此同時，大部分知識分子在戰爭爆發前都撤退到了南方，他們中的多數卻都開始寫下懷念老北京的日常生活的文字。那些曾經被他們看不起的北京本土文化，在特殊環境下，被賦予了全新的，卻也不免過于夸張的意義。

郁達夫曾經這樣感情激烈地形容過這種態度：「五六百年來文化所聚萃的北平，一年四季無一月不好的北平，我在遙憶，我也在深祝，祝她的平安進展，永久地為我們黃帝子孫所保有的舊都城!」

激烈也好，傷感也罷，這座見過太多榮辱的城依然挺立。不久以后，權力又將讓他改換面目，把并不遙遠的過去籠罩在歷史中，等待著人們無限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