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半年后，陳曉生選擇了斷交社保，此時距他在廣州繳納社保滿5年只有5個月。

“我也不想斷保，實在沒辦法。”陳曉生離職創業這半年，他成了靈活就業者，收入不穩定，有時甚至入不敷出，而他自繳社保的費用是每月1300多元，他不得不在眼前生活和未來保障中作出抉擇。

在中國，靈活就業人員約占城鎮就業總人口的40%。2020年5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曾指出，我國靈活就業人員和新業態就業人員有數億人，要穩住這個巨大群體的就業，就要進一步打破不合理的條條框框。

疫情之下，靈活就業成為了“穩就業”的新途徑之一。生活中，卻有大量的靈活就業人員缺乏社會保障，游離于社保制度之外。

靈活就業群體超1.8億人

陳曉生來到廣州打拼已有5年，在過去幾年中，他一直從事司法考試培訓行業，朝九晚五的生活讓他覺得乏味，想趁著年輕去打拼。2019年年底，陳曉生“裸辭”創業。創業前期，他未注冊公司，成為一位靈活就業者。

靈活就業人員是指以非全日制、臨時性和彈性工作等靈活形式就業的人員。

離職后的半年，為了繼續繳納社保，他找到此前供職單位的領導，讓前東家幫他代繳社保，公司所繳納的社保費用由自己支付。幾年前，陳曉生就體會到了社保的重要性，那時他的女朋友曾做過一次手術，花費的大部分醫療費都由醫保報銷，省了一大筆開支。

疫情改變了他的計劃，創業項目被迫延遲了2個多月才啟動，招工也遇到困難。創業項目在前期投入較大，收益卻不穩定，陳曉生一度“彈盡糧絕”。為了減輕經濟壓力，他不得不選擇斷交社保。

“我覺得自己還年輕，身體還算健康，等到以后創業成功，或者有穩定收入之后再續社保，另一方面是我目前的經濟壓力太大，拿不出這筆錢。”陳曉生說，自己斷交社保的原因更偏向后者。

在靈活就業者中，也有部分人一直在堅持繳納社保。同為廣州創業者的董永華，在游戲公司工作3年多后，看到休閑游戲的窗口期將要到來，希望抓住市場機會。2019年9月，他決定自己組建團隊研發小游戲，變成一名靈活就業者。

來自山西農村的董永華向往著廣州的都市生活，也希望在廣州扎根。他憧憬過未來，想著有機會要在廣州買房定居。

按照廣州市的購房政策，非戶籍人員在廣州買房必須提供連續5年社保或個稅繳納證明。董永華不打算將戶口從山西老家遷過來，于是他一直在堅持繳納社保。

離職之后，沒有公司為董永華繳納社保，按照廣州的靈活就業人員社保政策，他并不符合繳納社保的條件，最終他在網上找了一家機構代繳五險一金，每個月繳納的保費達到1400多元。

除了創業群體以外，靈活就業群體正在逐漸多樣化，既有各類臨時工、自由職業者等傳統群體，也有網約車司機、快遞員、外賣員、網絡主播等互聯網平臺就業群體。據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中心調查結果顯示，靈活就業人口從規模來看，已超過1.8億人，約占城鎮就業總人口的40%。

在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0年一季度經濟運行主要指標中，3月城鎮就業人數環比增加10%以上，其中個體工商戶和靈活就業人數均增長20%左右。

實際上，靈活就業人員參加社保的比例仍然比較低。2020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團中央維護青少年權益部部長王鋒提交的《關于改善靈活就業青年社會保障狀況的提案》顯示，2018年全國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4.1億人，以靈活就業人員身份參保的僅8000余萬人;醫療保險中靈活就業人員參保的僅4042萬人。

2019年10月，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賈楠在一個座談會上談到，靈活就業成為新的就業方式，且越來越普遍。探索建立平臺經濟新業態下符合靈活就業特點的社會保障體系成為新問題。

參保或受戶籍限制

隨著中國戶籍政策改革的深入，城市對靈活就業人員參保的戶籍限制呈現逐漸放寬的趨勢。不過，截至目前，仍有部分城市對靈活就業者參保設有戶籍限制，很多靈活就業人員只能回到戶籍地去參保，徐亮就是其中之一。

2016年9月，徐亮從北京的一個企業離職，南下廣東找工作，至今一直在做零工。他在深圳、東莞、中山等城市都工作過，工作類型主要為物流、電子行業和保安等。

徐亮打零工這幾年，所供職的公司都沒有給他繳納過社保。“那些招臨時工的公司不會給我們繳納社保，個人交社保的那部分錢會轉為我們的工資。”他說。

徐亮在北京工作的時候，曾繳納了8個月的社保。離開北京后，他在深圳打工的時間最長，也曾主動去了解過深圳靈活就業人員購買社保的條件。他發現，作為非戶籍靈活就業者想在深圳通過正式渠道繳納社保并不容易。

按照深圳市的社保政策規定，本地戶籍人員可以以靈活就業人員身份參加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一檔或二檔，其中含生育醫療保險)，但對于非深圳戶籍的靈活就業者，目前仍無法通過正式渠道繳納本地社保。后來，徐亮回到了戶籍地山西省運城市參保。

“對于非深戶且屬于靈活就業的人員，只能在與單位確立勞動關系后，通過單位為其購買社保。”深圳市社保局一位工作人員表示。

在深圳市以外，北京、廣州等城市也對非本地戶籍的靈活就業人員參保有限制。比如，在北京，本地戶籍的靈活就業人員，可以繳納養老、醫療和失業三項保險，而非本地戶籍的靈活就業人員則不能在北京參保。

在廣州市，本地戶籍的靈活就業人員可以參加養老、醫療保險，非戶籍的靈活就業人員可以在廣州參加養老保險，但需要滿足一定要求：滿足年齡要求的省內跨市的靈活就業人員，且在廣州參保地實際繳納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費累計滿5年的;或外省戶籍靈活就業人員，在廣東省實際繳納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費累計滿10年，且在廣州參保地實際繳納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費累計滿5年。

此外，北京、深圳、廣州、天津等多個城市的人社局工作人員均表示，公民應該通過與單位建立勞動關系，建立真實的勞動關系途徑來參保，或者以靈活就業人的身份通過正式渠道來參保，部分人通過尋找其他公司代繳的做法不是合法、合規的。

靈活就業人員參保的戶籍限制問題已引起人社部的重視。2020年3月25日，人社部副部長游鈞指出，對參加企業養老保險的靈活就業人員，要取消省內城鄉戶籍限制;對靈活就業的困難人員繳納社保的，要給予社保補貼。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勞動關系與人力資源學院院長聞效儀對界面新聞表示，我國部分城市的社保政策還是按照戶籍地來履行責任和義務，除了靈活就業人群，戶籍限制也是其他農民工參保率不高的原因之一。

繳費負擔偏重

靈活就業人員在參加社會保險時，部分人面臨著在眼前生活與未來保障中做出選擇的難題。

界面新聞從廣州、北京、深圳和天津等市的人社部門和稅務部門獲悉，不同城市之間的靈活就業人員社保最低繳費基數和繳費比例也不同。如廣州的本地戶籍靈活就業人員每個月繳納養老、醫療保險最低保費為1200多元。

北京的本地戶籍靈活就業人員每月繳納養老、醫療、失業保險最低保費為1200多元;天津的靈活就業人員每個月繳納養老、醫療保險最低保費為900多元;深圳本地戶籍靈活就業人員繳納養老、醫療保險，每月最低繳費一檔社保為800多元，二檔社保為500多元。

董永華未從企業離職前，社保基數按照9000元一個月來繳納，應扣社保個人部分為448元，公司負擔了大部分的保費。離職后，他通過網上機構代繳五險，需要繳納個人社保費用之外，還需要繳納公司部分的社保費用，每個月繳納的保費達到1400多元。

“即使我以廣州市戶籍靈活就業人員身份參保，每個月繳費1200多元，依然讓我感到很大的壓力。”董永華的創業項目前期投入較大，回報仍很微薄，社保繳費成了他日常開支的大頭，僅次于房租。

為了在創業期間減少開支，董永華從每月3200元租金的房子搬到了每月2300元的房子。每個月，僅社保繳費和房租加起來就超過3500元。“社保加上房租已經超過了廣州市最低工資水平，占到每個月總支出的一半以上。”他說。

在斷交保險之前，陳曉生曾向朋友借錢繳納了2個月的社保費用。他的社保掛靠在前東家那里，按照最低標準繳納社保，包括自己和公司的部分，每個月交1300多元，這筆支出最終讓他難以承受。

“我希望靈活就業人員繳納社保時，可以根據不同人的經濟能力來選擇繳費基數，現在的最低繳費基數還是偏高，建議適當調低，同時可以相應調整保險金額，”陳曉生認為，一個月繳納五六百元保費是自己目前所能承受的上限。

在北京做自由撰稿人長達4年的陸飛，期間也曾在三四家媒體機構做過正式員工，但都比較短暫。他的收入不高，社保繳費也斷斷續續。

這幾年來，他清楚社保對自己的保障作用，但從沒有嘗試去主動繳納社保費，因為他覺得自己在工作、收入還沒穩定的情況下，已顧不上考慮未來。“交社保的那份錢已經拿不出來了，我首先要顧著眼下的生活。”他說。

聞效儀表示，以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為例，在企業就業的人員個人繳費比例為8%，而靈活就業人員個人繳費比例達到20%，繳納的標準比較高。

“靈活就業群體普遍偏年輕，他們不像中老年人對養老保險有著收益的預期，繳納社保對年輕的靈活就業人員而言可能缺乏動力。”他說，靈活就業人群的收入普遍偏低，繳費比例較高會給他們帶去經濟壓力。

平臺經濟的新挑戰

近年來，外賣、快遞等新型就業平臺吸引了大量年輕人加入，這種新業態也對傳統社會保險制度帶來了挑戰。

32歲的李小春靠著送快遞的工作，維持著一家人的開支。兩個月前，他換了新工作，上一份工作是在另一家電商企業內部的物流體系做快遞員，在那家企業供職兩年多，單位一直給他繳納社保。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對各行各業都帶來了沖擊。李小春所在企業也不例外，經營壓力增大，又正處于轉型期，電商平臺從自營轉為承包。2020年3月，李小春被裁員了。

李小春失業一個月后，應聘上了現在這個快遞員的崗位。入職前，公司要求李小春簽署《代理注冊及代管個體工商協議》，不簽則無法入職。簽署了這份協議，公司幫他注冊個體工商戶后，將不為他購買社保。

李小春供職的公司還建議老員工轉為非正式員工。“正式員工需要買社保，但公司規定，非正式員工派快件收入2.2元/件，正式員工派快件收入1.7元/件。”李小春身邊很多老員工都轉為了非正式員工，由另外一個勞務公司代理。

王鋒在《關于改善靈活就業青年社會保障狀況的提案》表示，傳統的直營快遞為員工繳納社會保險做得比較好，加盟制公司為了節約成本、減輕負擔而不繳納社會保險成為潛規則，外賣平臺更是很少為“騎手”參保。整體來看，物流快遞中缺乏社會保障的青年員工占21.1%，外賣快遞中占47.8%。

“平臺促使了靈活就業人群大規模的興起，這些靈活就業群體依托平臺更好地提供市場服務。平臺應對他們承擔起基本的保險、社保的責任，補足過去缺失的一塊，這樣能減少個體對社保的投入，也能讓國家對社保投入有更大的信心，從而讓靈活就業人群的社保可持續。”聞效儀說。

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對界面新聞表示，現實中最需要工傷保險的是大街上的騎手、網約車司機等靈活就業群體，可是在加盟性質的平臺經濟中，這種就業的雇主是虛擬的，單位為他們加入社保是有困難的，這是新業態、新經濟對傳統社會保險制度的一個挑戰。

“在工傷保險方面，針對平臺經濟的靈活就業群體，平臺可以采取與商業保險機構合作的方式，聯手進行探索、創新，”鄭秉文說，失業保險方面需要靠社會保險制度的自身創新來解決。

今年以來，我國多地稱支持靈活就業和就業新形態來穩定就業問題，也有部分城市嘗試推出覆蓋靈活就業群體的保障項目，如今年6月開啟的“上海職工互助保障項目2020”社區參保便覆蓋了靈活就業群體，該保障項目由住院基本保障、特種重病基本保障和意外傷害基本保障三種保障組成。

社保的重要性也逐漸被更多靈活就業者所認識。李小春已經斷交保險3個月，但他并不想一直斷保，“現在的經濟壓力太大，以后有條件了要去繳納社保。”他說。

最近，徐亮做出了一個決定——計劃結束靈活就業者的狀態，在深圳找一份正式的工作，參加社會保險，給自己未來一個保障。陳曉生也在籌劃著等創業項目上了正軌，就注冊一家公司，通過公司為自己購買社保，這是他期待的結果。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陳曉生、董永華、徐亮、陸飛、李小春為化名)記者 | 梁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