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頭遺址中挖掘出來的夏代乳釘紋銅爵，近日正式開館的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館標就是以其為原型設計的。

近日，備受關注的河南洛陽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正式開館，2000余件文物首次向公眾和游人展示。令人尷尬的是，關于二里頭遺址到底是不是夏朝都城再次掀起爭議，有專家仍對其“夏都”的身份表示質疑。

二里頭遺址身份之爭，由來已久。從上世紀60年前被發現之日，就存在爭議，甚至在還沒被發現時，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就斷言“夏不存在”，胡適更認為“東周以上無史”，更遑論夏都?而主流觀點認為，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夏文化，將中華文明史至少向前推進300年。

幾十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科學家們一直在對二里頭遺址進行測年工作，通過對高精度測年研究，使二里頭文化一到四期的年代范圍聚焦在公元前1880—1520年之內。但哪期才是夏商分界點，學界沒有達成一致看法。

夏都說

與文獻中“夏”的年代和位置基本吻合

在認為二里頭遺址是夏都的學者中，一個最強的聲音，來自李伯謙。

李伯謙的身份非同尋常。他是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北京大學教授。二里頭發現至今60年，他在其中浸淫57年。他認為，二里頭遺址“夏都”的名頭坐得很穩，這是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重要成果，也是綜合多學科研究的結果。

與李伯謙持同樣觀點的專家，至少還有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趙輝，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劉慶柱，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專家組組長李學勤，中國社科院二里頭遺址考古隊第一任隊長趙之荃，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副館長趙曉軍等。

他們的主要理由至少包括以下幾方面：

一是出土文物。二里頭遺址出土了眾多“中國之最”，包括：最早的雙輪車轍;最早的“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網;最早的“紫禁城”宮城;最早的國家級祭祀遺跡和祭祀區域;最早的大型圍墻官營作坊區;最早的青銅器制造作坊和綠松石器制造作坊;最早的青銅禮器群、玉質禮器群;全長差不多70厘米由2000多塊綠松石堆積而成的“龍圖騰”……以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還是中國乃至東亞地區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這么多的“中國之最”意味著什么?

二是它的時代、地理位置和文獻記載的“夏”相吻合。在距今3800—3500年，絕對年代大致為公元前1750年至1500年，相當于古代文獻中的夏、商王朝時期，包括碳十四在內大量科技手段證實，二里頭文化的分布范圍正好就是文獻記載的“夏”的重要范圍，《史記》“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國語·周語》“伊、洛竭而夏亡”，均指向地處伊、洛、河(黃河)三大河流交匯處的二里頭這座當時的大都市。

遙想3800年前，那里居住著約6200戶城市居民，有三四萬人口(也有認為至少兩萬人)，基本可分為貴族、手工業者、自由民、城市貧民，等級制度分明。當時全世界人口只有一千萬左右，逝去的繁華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經過對骨質的檢測發現，這三四萬人并沒有很近的親緣關系，至少一半以上是移民。這表明，二里頭就是當時的“中央城邦”。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對遺址的發掘與研究，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認為遺址的建筑是超出普通人需求的大型建筑，是供統治者使用的王室禁地宮城，顯示那里曾是權力中心，據此判斷二里頭遺址是夏都。

在這些專家中，還不能不提徐旭生、夏鼐和鄒衡。徐旭生是1959年第一個發現二里頭遺址的學者，他從時間切合、地理位置、遺址規模等方面，覺得這個很有可能就是夏朝時期的都城。1977年在登封告成遺址發掘現場會上，夏鼐、鄒衡等專家從年代、地理、文化特征、文化來源及社會發展階段五方面進行考察，肯定二里頭文化就是夏文化，明確提出“夏都說”。

對于夏都，更具權威性的認定至少還來自以下方面：一是2017版義務教育教科書寫道：“考古學者在洛陽平原發掘出夏王朝的一座都城遺址——二里頭遺址”;二是文物部門此次對夏都博物館的命名。

在支持二里頭文化為夏文化遺址的專家中，觀點也不盡完全相同。有的承認它為夏文化，但對二里頭遺址是夏都存疑。認為山西夏縣、河南禹州、陜西陽城等地也可能為都城，因此稱之為夏朝的都邑更為妥當。

商都說

與“夏”的聯系缺少直接可見的實物證據

但是，官方的認定和成為主流的“夏都說”，并沒影響二里頭遺址的學術之爭。持“商都說”的專家，和“夏都說”專家一樣，同樣不否認二里頭遺址出土文物在中華文明史上的重大意義。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所長陳星燦就說：“它真實再現了公元前3800年到3500年左右中亞地區中國最強大王朝的文明。”但他們認為古史文獻的描述與考古實物之間，無法完全對應，缺少一項直接、可見的實物證據作為連接——如殷墟甲骨這樣的出土文獻。

學界對于具體每期對應于哪朝文化，一直爭論較大。比較一致的是把二里頭文化分成四期。但第一種觀點認為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第二種認為一二三期是夏文化，四期是商文化;第三種認為都是夏文化;第四種認為都是商文化。

在眾多謹慎者的聲音中，有一個聲音不得不重視。他就是從1999年起至今擔任二里頭遺址考古隊第三任隊長的許宏。他還有一個權威的頭銜，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他認為，至今沒有足夠證據證明二里頭遺址就是夏都，也不認可其為商都，顛覆了1980年代以來形成的“夏都說”主流觀點或“共識”。他稱自己的觀點是獨立于“夏都說”和“商都說”的“有條件的不可知論”。

臺灣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黃銘崇也表示，如果沒有字證，沒法說二里頭100%是夏王朝。陳星燦強調，現在沒有人懷疑殷墟是商，就是因為發現甲骨文與傳世文獻能互證。

延伸閱讀

夏都遺址為什么不像商周那樣好確認

二里頭遺址發掘60年來，學術爭論不絕于耳。就連由政府支持的夏商周斷代工程，認為夏商分界大約為公元前1600年，也屢遭詬病，對此進行了3次較大規模的辯論。

爭論不僅分為“夏都說”“商都說”“有條件的不可知論”，而且在每一派觀點中，也不盡相同。隨著研究的推進，“主流觀點”和“共識”也不斷變化。1959年，徐旭生奔著“尋夏之旅”到二里頭，覺得它可能是“夏都”，但后來又根據出土的陶片推測二里頭遺址為商湯都城。該觀點占據主流20年。1970年代后期，鄒衡提出的“夏都說”，學界群起而攻之。1980—1990年代，出現鄭亳說與西亳說。1990年代，鄒衡等人的“夏都說”又成為“共識”。目前又形成新共識，即龍山+新砦+二里頭=夏。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夏都遺址為什么不像商周等朝代那樣好確認?主要是文字輔證。一些專家認為，二里頭遺址現存面積約300萬平方米，幾代人用60年才發掘了1%多一點，考古進度還處于初期。他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及考古開發，一定可以出現相應的文字和文物。

但也有一些專家認為，商朝的甲骨文其實就是符號，商以前根本就不可能有文字。甚至認為秦漢之前都是上古，漢字漢語還沒定型。如果要靠文字，永遠不會有定論。

除了缺乏文字實證外，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還認為夏代和商代紀年有重合，也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二里頭遺址還存在許多未解之謎，它的內涵布局及演變過程、文化面貌及社會生活與組織結構、族屬國別及人地關系等諸多課題，目前還只是粗線條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