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對美國宏觀經濟做一點客觀的描述分析，結合當前美國的政治行為表現，試圖理解其中的內在聯系。我們知道，2007年美國爆發了次貸危機，隨后演化為2008年的華爾街金融危機，2009年最后引爆了全球金融危機。對于這次金融危機，我們可能低估了它的歷史意義，特別是低估了它對美國產生了具有分水嶺意義的影響。溫老師有個判斷，2008年是金融化危機，現在是全球化危機。金融化與全球化既有差別又有聯系。

美國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啟了這一輪的全球化，大量產業外包外移，好像是在分享好處，提供別人搭便車的機會。其實，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美國開啟全球化的前提是它自身轉向金融化，率先進入金融資本主義高階段。這又是在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美元成為全球硬通貨，成為最主要的國際貿易結算和儲備貨幣，美國掌握了國際貨幣金融制度的建構權和話語權的前提下進行的。

我們可以通過實實在在的數據來看，美國通過金融化究竟搭了什么便車，占了什么便宜?以中國為主的發展中國家，向美國做了雙重輸出的重大貢獻，一方面是商品貨物的輸出，提供美國低通脹的紅利;另一方面是過剩外匯儲備的輸出，讓美國享受低成本的信貸資金。在此過程中，美國對外進行制度成本轉嫁，享受“暗物質”收益。(注：國際貿易暗物質由哈佛大學里卡多·豪斯曼和阿根廷央行行長Sturzenegger提出，國際貿易中無形資產存在的我們感知不到的金融收益，借用物理學中“暗物質”概念，是我們觀測不到，卻能探測到其引力的概念。)

1996—2010年美國累計產生6.98萬億美元經常賬戶逆差，占全球逆差的60%，但同期其對外凈債務卻只增長了2.3萬億美元，亦即，在表面嚴重失衡的貿易赤字下，美國通過金融效應獲得的收益高達4.67萬億美元，這其中大部分為2001-2007年間獲得，為3.86萬億美元，占同期美國GDP總額的4%。這被國際學界稱之為“暗物質”的國家間財富關系，其實在本質意義上表征了在當今國際經濟金融體系里不同國家的不對稱地位。2010—2019年美國累計產生4.3萬億美元的經常賬戶逆差，但同期對外凈債務卻增加了約7.4萬億美元。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去問這個問題，兩個12年的對比說明了什么?說明了美國的金融化在2008年之后，發生了某種并不那么好的變化。因為在之前只需要負債很少，就能夠占很大的便宜，但在2008年之后要負債很多才能消化這個逆差。我覺得至少說明美國的金融化，它的整個金融資本金融市場體系的效率在下降。

2008年之后美國的金融效率在降低，其實不僅僅是從國際投資的頭寸表來看是這樣子的，我們從另外一項關鍵數據也能夠發現，1996—2008年，美國內部非金融企業凈資產增加10萬億美元，債務增加約8萬億;2008到2019凈資產僅增加1.3萬億，債務增加13萬億，總資產增加約14.3萬億。1996到2008年家庭和非營利組織債務增加9.5萬億，2008到2019只增加1.6萬億，幾乎全是消費信貸的債務。

以上數據表明美國居民借債消費的能力與企業投資消費的能力都在急劇下降，這意味著美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不僅不能通過金融效應獲得足夠的“暗物質”收益，只能通過內債和外債的急劇增加來支付經常賬戶巨額逆差。從投資賺錢轉變為借錢賴賬，美國金融資本的盈利生態在惡化，產生“暗物質”的能力嚴重下降，債務擴張產生的經濟效益急劇衰減，一個失效的、衰老的、失去動力的經濟體。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金融市場像一個黑洞，吸收越來越多的信貸和資金流，債務和總資產的規模越來越大，可是產生不了“暗物質”這種真正的凈財富，本質上就是產生不了剩余價值。但全球市場資金流總量是有限度的，美國黑洞吸走的越多，其它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就越來越困難，全球化危機也就越來越嚴重。

所以說，美國引以為傲的金融化在2008年之后陷于困境，或者說在原有的那套全球化金融游戲規則下無以為繼，那么，美國會不會在純粹的自由市場規則之外采用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非市場手段來維持它的霸權，來對付中國的挑戰?甚至采用冷戰的手段來對付中國……

最后我再給一點數據，我們還可以從美國的國際收支平衡的狀況來看一下，因為這也是很重要的。2008年以前我們都知道每年最高峰的時候大概是8000億美元的外部資本流到美國的金融市場，來彌補或者填補市場的巨大的經常賬戶的赤字。2008年以前的幾年都是7000—8000億很大的規模，但是自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之后，美國金融賬戶中的證券投資還有其他投資的流入就急劇下降，特別是2015年和2018年，這兩年比高峰時期年份少流入大概7000億美元。面對這種國際收支的一個巨大的失衡的情況，除了印國債、印鈔票之外，特朗普總統2017年底甚至不惜推出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個減稅政策，希望吸引直接投資資本的回流，試圖使美國再工業化。這幾乎得到了美國上下一致的認可。美國FDI流入差額，在經歷了十多年的凈輸出之后從2015年開始轉為凈輸入。

從前面一些基本的數據，我們可以說對美國現在宏觀經濟已經有了一定的了解。很多人都問既然是美國最早推動全球化，現在好像難以維持，(至少從金融數據上來看，拿了那么多債，反而只產生了很少那么一點非金融企業的凈資產)是不是搞不下去?我覺得美國的精英應該肯定是有認識的，知道全球化對他們產生了一些不利的影響，問題已經出現了。這種經濟基礎的變化，應該會影響到美國一般家庭民眾的情緒，影響他們的生存和就業。這種老百姓的意識的變化，也不可避免地會被一些所謂的政治家和政客來利用和煽動，表達為一些比較右翼的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或者極端的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特朗普也很堅定的說要去全球化，有很多冷戰時代的思維和表達方式。所以我覺得從經濟數據和美國現在的一些政治的表現來看，可能是具有一定的內在的聯系。

主持人剛才說了后浪，我覺得我這個后浪并不是那個時代的過來人，對于那時候政治的邏輯，對那時候的國際對抗并不了解，因此不好去做分析。但我覺得這可能是有關系的，從經濟的變化到現在美國的政治戰略轉型，包括地緣政治戰略轉型、意識形態政治戰略轉型都在發生著變化。

最后，我要表達的困惑是，美國在政治上有什么樣的邏輯來應對現在這樣一個對它已經很不利的金融形勢。就像以前我們經常流傳一句比較調侃的話語，帶有一定諷刺性地說：“笨蛋，這是經濟”。我覺得我們現在可能不能完全用經濟的邏輯來看。